山的那邊還是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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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如果不是在整理照片的时候无意间看到几张年前做的图，我几乎忘了还欠着这篇《出埃及记》。对于彭浩翔我并不是很熟悉，我甚至是在看过《伊莎贝拉》之后才知道了《买凶拍人》。
     有人津津乐道于比较《买凶拍人》和《低俗小说》黑色幽默和精彩对白的相似性，进而引申到彭浩翔和昆汀的相似性上，我觉得这很荒谬。如果一定要比，那么唯一可说的是彭浩翔和昆汀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影迷型导演。
     昆汀比彭浩翔更疯狂。“拿来主义”在他那里绝对通行。漫画，香港工夫片，日本剑术，美国西部片，样样他都如数家珍宝，用起来也是毫不费力。常常觉得昆汀像一个打翻调色盒小孩，他的片子里红黄蓝绿东西南北什么元素都有一点儿。《杀死比尔》就是一个典型，那不仅是各种音乐的狂欢，各路功夫的汇集，根本就是一场东西武侠电影聚会的大狂欢。如果说昆汀的拼贴是现代派的解构，彭浩翔的电影语言则更多的带有后现代意味，他表现出一种对常规的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。
     另有一说，批彭浩翔总在模仿，一会儿是西方大师，一会儿又是王家卫。前者也许有迹可寻，至于王家卫，应该不在彭胖子眼中吧，毕竟他的偶像是马丁·西科塞斯。
     一切但凡和“娱乐”沾了边，都意味着在看别人的同时被观看。因而导演们习惯用一只眼睛拍片，留着一只眼睛审时度势。大众的口味、评论界的目光皆须照顾，娱乐圈、文艺圈、商业圈都得面面俱到。他们害怕被人看透，更怕别人不看，惶惶不可终日。这样的焦虑必然会表现在电影里，游走在“做自己”和“被认可”的矛盾间，游刃有余者为少数，更多的人最终离自己越来越远。《练习曲》里有一段台词，有那么点儿类似于这样的状态，“有时候真觉得我们这种玩音乐的，搞涂鸦的，就是希望别人了解，可是有时候又不希望别人看穿，别人看穿就觉得有点逊，没人了解就觉得很孤单又寂寞”。
     彭浩翔似乎较少表现出这种不安，至少在他的电影中我还能看到一些自娱自乐的精神。他的电影首先是用来满足自己，拍得时候先过足了瘾，再拿出来给别人看就成了“好玩儿”。从《买凶拍人》到《出埃及记》的转变显而易见，但我始终看得到那个生动有趣的彭胖子，他知道自己要什么。《出埃及记》中的改变更多的表现出一种从容自信。比起那些出镜率剧增而拍片功夫不见长的导演，彭浩翔的东西更让人期待。他的新片总能会勾起我的好奇心：这次彭胖子又再玩儿什么拉？
 
角度

     你看到了什么？
     蚂蚁般的牛羊和人群在纵横的壑谷里蜿蜒前行，一记从迈阿密飞到波士顿的曲线球，倒挂在摩天大楼顶端的李小龙眼中颠倒的世界，对了，还有自己的后脑勺。摄影机的发明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看到日常生活中难以到达的角度。然而这些画面无论仰视、俯视或者颠倒，都在试图模仿真实的视角，如果可能，在相同的位置相同的角度你能看见一样的东西，因而常常让人忽略摄影机的存在。
     《出埃及记》大量直接的运用了摄影机的视角，没有隐藏没有回避，随时随刻提醒着观众，我们不过是透过摄影机的镜头在进行二次观看。用纯粹机器的目光来审视我们日常的生活，冰冷而陌生，倏忽间拉开了观众和片中人物的距离。观众变成了偷窥者，躲在摄影机的背后窥视别人的生活。
     摄影机就摆在那儿，任人走进走出。被截掉的手脚脑袋，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仍然完好的说着，动着，故事既在画内又在画外延续着。通常，我们更习惯处于控制和主导的位置，以一种睥睨苍生的姿态俯视片中人的命运。《出埃及记》却剥夺了这种贯有的优势，观影人被统治于镜头之下，仿佛跟着片中的角色一起失去了抵抗和力量，只能任人宰割。干净精巧的画面里充斥着无声的暴力，另一种残酷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中蔓延开来。
      有人说此片无法让人入戏，我则觉得彭浩翔原本就没打算让人“入戏”。

构图

     不知道是不是从《公主复仇记》起，彭浩翔开始不习惯把镜头端正了。那些正襟危坐，四平八稳的画面被一个个倾斜的镜头、失重的构图戳破。到了《出埃及记》，彭浩翔显然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加入几个四六开、三七开的画面，更多二八开甚至一九开的镜头时不时的出现在影片中。
     人被放在了景框的边缘、一角或者只能从镜中看到一个反射的含糊人影。构图上的失衡，也带来了心理上的失衡。大片的空白不知道该用什么去填补，影像上的真空让人惴惴不安，角色的重量和命运遭到了挑战和质疑。
无论在大街、广场、走道、楼梯间或者家里，片中的世界不是太空旷就是太逼仄。难得一个完整的镜头，又被黑色挡去大半，哪怕詹建业和潘小源在一起的时候，这样的压抑也没有得到释放，始终憋得人难受。
     我还没有无聊到长篇累牍的去阐释每一个镜头，也许导演本人都没有想过每个场景究竟包含了多少种所谓的“深刻寓意”，但无疑，在场面调度上彭浩翔确是下了功夫的。他开始探讨构图、空间关系的改变对情节走向的暗示，试着用不同的比例、空间、位置来确立、调整、改变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心理关系。用纯粹的镜头语言来叙事，且不说技巧高低，在日益走向市场化、平庸化的香港（中国）电影业中，这样的精神本身就值得叫好。